您当前的位置：
文献进展
2014年AASLD：肝病精彩热点连连看源自：丁香园
2014的美国肝病年会（AASLD）已落幕月余，大会亮点颇多，呈现出肝病患者诊断、管理的诸多进展。
Medscape对来自众多杰出报告中关于肝移植、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胆道闭锁及小儿肝脏疾病中一些新概念进行了总结报道，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1.肝移植：有望改善结局？
肝移植领域强调的关键问题包括：1.供体短缺；2.移植患者所面对的挑战—疾病复发和免疫抑制并发症。可以通过终止免疫抑制治疗减少肾脏及感染方面的并发症么？
Venkat等报告了一项免疫抑制剂停药情况多中心研究的部分结果，研究正在进行中，共纳入了74例移植后超过4年的儿童，其谷丙转氨酶（ALT）和γ-谷氨酰转移酶水平正常，正在接受钙调神经磷酸酶单药免疫抑制治疗。
免疫抑制剂的撤药在监视下逐步（分8次）进行（在36-48周内从75%逐步减为0%）。
在中期分析时，已有42%的患者完成了撤药，31%仍在撤药过程中，而剩余的27%出现了肝酶水平的升高，活检证实出现了急性排斥反应。这些急性排斥是在药物剂量减少至减量前他克莫司维持剂量的33%以下时发生。出现的排斥反应在组织学上表现为轻至中度，在激素及重新给予他克莫司治疗后迅速恢复。
该数据提示，部分儿童在肝移植后，或有机会终止免疫抑制剂治疗。但终止免疫抑制治疗长期的安全性还需要正在进行的临床和组织学随访加以确认。
2.活体肝移植的生存相似？
活供体肝移植（LDLT）作为缓解当前器官供需间不平衡的桥梁，仅占到美国成人肝移植的3%-4%。尽管早期全国数据提示活体肝移植受者结局略逊一筹，但近期数据显示，当手术在经验丰富的中心进行时，可获得不错的结局。
改善的结局归功于更好的技术方面的应用、先进的围手术期管理，以及高质量的供体/受体配对。然而，无论如何，活体肝移植是存在争议的。
Goldberg等对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2002-2012年间的数据进行统计，以明确活体肝移植（n=2103）相比于尸肝移植（DDLT）是否可获得长期生存受益。
结果显示，活体肝移植受者，其总体未调整的移植物和移植后患者生存明显升高，但该获益仅限于实施15例以上活体肝移植手术的中心。
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个预测活体肝移植移植物结局的风险评分，这将有助于分辨最佳供体/受体配对，并向等待移植患者提出考虑活体肝移植的建议，从而优化结局，并提出供选择供者的客观标准。
3.供体类型影响肝病复发么？
接受肝移植患者的结局同样取决于对复发及新发疾病的预防，尤其是自身免疫病及病毒性肝炎。
15%-25%的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患者复发。PSC复发风险增加的因素包括高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一级亲属供体、移植后巨细胞病毒感染，以及早期胆道吻合口并发症。
Gordon等比较了活体肝移植(n=241)和尸肝移植(n=65)患者PSC复发的风险，在移植后5年和10年，其总体的PSC长期复发率分别为9%和25%。无论亲缘关系如何，活体肝移植和尸肝移植受者PSC复发的可能性无显著差异。
移植后丙型肝炎复发的预防策略在 prevention of recurrent hepatitis C infection post-transplantation 一文中进行了单独讨论。
4.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PSC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多因素的，目前并不明确，但是更好的理解导致PSC的因素将有助于治疗策略的发展。
目前考虑到的PSC的发病机制包括：胆汁酸毒性、死亡受体信号、胃肠道菌群改变、以及环境暴露。
一些研究指向上述假设：两项研究利用到mdr2缺失的小鼠模型，mdr2是一个小管磷脂翻转酶，可使低磷脂“毒性”胆汁的外流，从而导致胆汁淤积和胆管纤维化的快速进展，类似于小胆管PSC。
5.肠道菌群缺乏
Tabibian等探讨了肠道菌群缺乏在PSC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他们在无菌mdr2-/-小鼠中验证了其发展出特殊PSC类型的假说，并与常规养育的小鼠进行比较。
无菌mdr2-/-小鼠其胆汁淤积的血清标志物显著升高。初级胆汁酸谱类似，但次级胆汁酸在无菌小鼠中缺失，与肠道菌群缺失相一致。肝纤维化、胆管反应和胆管发育不良在无菌mdr2-/-小鼠中更严重，同时还伴有进展性胆道疾病的特征和潜在的中介，即胆管细胞的衰老。
这些发现说明共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在保护胆管损伤中的重要性，也为进一步研究其作为PSC潜在生物标志的作用及治疗靶点提供支持。
6.Caspase抑制剂
死亡受体信号受细胞抑制凋亡蛋白（cIAP）的调控。Rizvi等报告了cIAP-1和cIAP-2在非闭塞性、表现为段和外周胆管造影改变的纤维胆管疾病小鼠模型中的新作用。这些数据还提示了在PSC中可能发挥细胞保护作用的另一潜在策略（抑制caspase）。
7.环境暴露的作用
PSC可能是在易感个体中，由复杂的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触发免疫介导机制发展而来。尽管有报告吸烟与PSC呈负相关，其他暴露，尤其是饮食习惯和食物烹饪方式并没有很好的研究。
Eaton等发现了PSC患者新的环境暴露：
当存在炎症性肠病（IBD）时，吸烟史与PSC负相关；
PSC患者，无论男女或是否合并IBD，不喜食用鱼肉、蔬菜、烧烤的肉制品；
PSC患者，无论是否合并IBD，都更多的食用了熟透的牛排/汉堡包；
女性PSC患者更易出现复发型尿路感染，而更少接受雌激素替代治疗。
这些发现为探索基因与环境暴露在PSC中复杂相互作用提供了视角。
8.新的治疗方法
滞留在肝脏中的胆汁酸可能是PSC患者肝脏损伤和纤维化进展的关键驱动因素。通过抑制小肠顶膜钠依赖的胆汁酸眼转运体（ASBT）来阻断胆汁酸循环，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药理学方法。
Keller等描述了一种潜在的，极少吸收的ASBT抑制剂LUM001，在大鼠部分胆管结扎胆汁淤积模型中，对血清胆汁酸水平及肝损伤的效果。
用LUM001阻断胆汁酸再循环进入肝脏降低了胆汁酸水平，同时降低了胆汁淤积性肝损伤的严重程度，提示ASBT抑制剂可能通过限制胆汁酸毒性的积累，提供一种胆汁淤积性肝病新的治疗方法。
Simmons等还报告了抑制回肠ASBT可阻断mdr2-/-小鼠肝病的进展。SC-435（一种LUM001类似物）治疗可增加胆汁酸经粪便的排泄，改善动物生长速度，降低胆汁淤积的血清学标志物（血清胆汁酸水平）和肝细胞损伤。
小鼠硬化性胆管炎的特征性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也随之降低。此外，相比于mdr2-/-对照小鼠，SC-435还显著下调促肝纤维化基因的表达水平。
这两项研究提示抑制ASBT有望成为PSC药理学治疗的靶点。
另一个减少胆汁酸毒性的方法是激活法尼醇X受体（FXR）和维甲酸X受体（RXR），及抑制CYP7A1，从而减少胆汁酸合成。全反式维甲酸（ATRA）在人肝细胞中可激活FXR和RXR，是一潜在的胆汁酸合成抑制剂。
在胆道损伤的动物模型中，当与熊去氧胆酸联用时，ATRA改善肝脏炎症及纤维化。ARTA与中等剂量的UDCA联用12周可显著减少PSC患者胆汁淤积的血清学标志（碱性磷酸酶、ALT和胆汁酸水平）。
完全剂量ATRA的副作用较多。然而，低剂量ATRA、UDCA及其他新药的联合治疗有待进一步评估。
新药奥贝胆酸（OCA）是一个高效选择性FXR激动剂，其对多种肝病都可能有益，例如，FXR选择性衍生物作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正在研究当中。
9.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研究还提示OCA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患者有益。
在一项国际、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中，Nevens等报告对于PBC患者，OCA（10-50mg）优于安慰剂。在胆汁淤积的生化指标方面，无论是统计学还是临床意义上，OCA都带来了明显的改善。
Luketic等同时还在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中评估了OCA的有效性和安全性。OCA治疗组有更多患者达到了研究的主要终点。
PBC的特征表现——瘙痒，是最常见的剂量相关的副作用，接受50mg治疗停药的患者中高达24%会出现。
根据临床应答，10mg似乎是OCA的最佳剂量。Bowlus等同样报告这一剂量能够在维持疗效的基础上增加耐受性。
在另一项研究中，对UDCA不完全应答或不能耐受的PBC患者，OCA可带来明显的有统计学和临床意义的肝脏生化指标的改善。OCA治疗的效果稳定，与诊断的年龄及PBC病程无关。
在一为期12周的2期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中，OCA单药治疗可显著改善碱性磷酸酶水平、胆红素水平和其他胆汁淤积、炎症及肝功能指标。
随后，该研究进入开放标签的长期延长研究中，患者或继续OCA治疗，或由安慰剂更换为OCA，治疗时间约为4年。该研究中，长期OCA治疗显示了稳定、持久的胆汁淤积及肝脏生化指标的改善，没有出现新的安全问题，且耐受性得到提高。
10.肝内胆汁淤积：诊断与管理
胆汁淤积的遗传性是包括一系列部分定义的常染色体显性和隐形障碍，其中很多障碍的特征和生物学基础已得到部分揭示，例如，不同类型的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PFIC）的遗传基础，而其他一些还存在未知。
新一代对多基因的高通连测序，可降低成本，减少分子分析的时间，将有助于这些疾病新的致病基因的识别。
Barbu等评估了新一代测序策略筛查涉及隐形疾患PFIC 1、2和3型（分别为ATP8B1、ABCB11和ABCB4）和杜宾-约翰逊综合征（ABCC2）。他们同时还筛查了编码转运体（ABCG5、ABCG8、SLC4A2）或胆汁酸受体（NR1H4、GPBAR1）的候选基因。
来自一项小型研究人群的结果强调了此前已知涉及这些疾病的基因与其他基因，主要是GPBAR1和ABCG5的联合变异。
11.4-Phenylbutylate治疗的获益
Hayashi等此前提供了试验性和临床证据，提示4-Phenylbutylate（4PB）可能通过诱导肝细胞微管膜侧BSEP的表达，用于PFIC患者的治疗。在该研究中，4PB以逐步增加的剂量（200、350、500mg/kg/天）口服给药4-6个月。
在2型PFIC患者接受500mg/kg/天治疗后，其天冬氨酸转移酶、ALT及总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水平显著改善。肝组织活检同样证实了组织学改善及微管膜侧BSEP表达的部分重建。
研究者提出对顽固性瘙痒症1型PFIC患者及保留有BSEP转运活性的2型PFIC患者，4PB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12.凝血酶敏感素-2的遗传修饰或影响Alagille综合征肝脏疾病严重程度
Alagille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多系统疾病，特征表现有胆管缺乏、胆汁淤积、心脏病及其他。该病主要由JAG1基因突变引起，该基因编码Notch信号通路的一个配体。
Alagille综合征肝脏疾病的严重程度变异很大，即使是携带相同JAG1突变的家庭成员间也是如此，而其影响肝脏疾病严重程度的因素尚不清楚。
Loomes及其同事推测遗传修饰对表象的变异产生影响，他们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对比了Alagille综合征肝病的轻症（n=103）与重症（n=73）患者。
GWAS识别到凝血酶敏感素-2（THBS2）上游一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与Alagille syndrome肝病严重程度相关。
已知THBS2增加JAG1/Notch的相互作用，且THBS2在小鼠胆管表达。因此，THBS2成为Alagille综合征肝病严重程度基因修饰的第一个候选者。
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THBS2单核苷酸多态性表达和功能的影响。
13.基于靶向肝细胞RNA干扰技术治疗Alpha-1抗胰蛋白酶缺乏
Alpha-1抗胰蛋白酶（AAT）缺乏导致成人的肺病以及成人与儿童的肝脏疾病。野生型AAT是一个主要由肝细胞产生的52kDa，位于循环中的糖蛋白。PiZ突变导致AAT的不当加工及肝细胞分泌受损。
Wooddell等报告了基于RNA干扰技术的初步结果，该设计能够减少Z-AAT在肝脏的聚集，他们提出这一策略可阻止携带PiZ突变AAT缺乏相关性患者肝病的进展。
他们阐述了在向PiZ小鼠模型和食蟹猴注射chol-UNA和MLP（CDM-NAG）后，AAT戏剧般持久的下降。重复给药预防甚至逆转PiZ小鼠Z-AAT的聚集。
这一RNA干扰治疗为AAT缺乏相关肝病患者的治疗带来一线希望。
14.胆道闭锁
胆道闭锁是一种迅速进展的肝外胆管纤维炎性、闭塞性疾病，发生率为1：8000-15000，是儿科肝移植最常见适应症。尽管胆道闭锁病因仍然不详，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环境因素，例如感染和有毒物质的暴露，可能会引起遗传易感患者的胆管损伤。一些研究报道了基于动物模型得到的可能机制。
澳大利亚畜牧业新生儿出现流行性胆道闭锁样综合征，支持环境毒素作为胆道闭锁触发因素。与每次流行相一致的是，母亲因干旱条件食用并非动物常规饮食的豹尺蛾属植物。
Zhao及其同事进口并分离了两种来自近期爆发的牧场的豹尺蛾属植物，并利用斑马鱼胆汁分泌实验分离出一种新的肝外胆道毒素，他们将其命名为“biliatresone”。
共聚焦荧光显微镜和组织学分析显示biliatresone暴露可以剂量和时间依赖的方式，引起斑马鱼幼体选择性肝外胆道缺损。
为了识别biliatresone的遗传修饰，并阐释其作用机制，研究者在肝内胆管缺失突变的斑马鱼幼体上对其活性进行检测。一种“ductbend”突变对毒素高度敏感。用对野生型无毒性剂量处理突变幼体，可导致典型的毒素诱导的肝外胆管缺损。
Ductbend基因定位于斑马鱼22号染色体上，与两个非独立胆道闭锁易感基因位点（10q24.2, 16p13.3）存在保守的共线性，因此将biliatresone诱导的毒性与人类胆道闭锁的病理机制联系起来，提示这一大段染色体上的基因，可能在胆管细胞受到共同调控。
Waisbourd-Zinman等阐明了与胆道闭锁相关异常的纤毛，他们的假说认为微管网络的破坏是胆管闭锁关键的病理生理元素。他们提出因而发生的极性和结构的破坏最终导致胆管阻塞。
用毒素（biliatresone）处理培养的胆管上皮细胞导致剂量依赖性的球形管腔的丧失，伴随顶端极性标志的再分布。极性标志的丧失或在分布还见于人类胆管闭锁的肝脏。
这些结果提示，biliatresone在斑马鱼模型中可引起胆道闭锁，可能是家畜胆道闭锁爆发的原因，其作用在破坏了胆管上皮细胞的极性，从而破坏了管腔的完整性，在体内是引起管腔阻塞的一个可能原因，或是胆道闭锁病理生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毒素作用机制似包括了Notch通路成员和Sox的蛋白。
研究者意在进一步定义分子通路，确定其特异性作用于胆管上皮细胞的原因。这些结果建立了一个研究胆道闭锁新的动物模型，其对胆道闭锁具有基因易感型，同时也为阐释这一神秘疾病的发展中系列事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15.白介素-1信号调控胆道损伤和堵塞
人类和试验性数据提示天然免疫在胆道闭锁的病理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Mizuochi等研究了炎症小体的激活是否是天然免疫靶向胆管上皮细胞的机制之一。他们在恒河猴轮状病毒模型中，在诊断胆道闭锁以及胆管损伤的不同阶段进行肝活检，对关键炎症小体分子进行了定量mRNA检测。
白介素（IL）-1R1信号抑制树突细胞激活，及其对NK细胞的激活能力，IL-1R1信号丧失破坏炎症小体，从而在试验性胆管闭锁中阻断了胆管的阻塞。这些数据阐明了IL-1R1在胆管损伤病理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其有望成为治疗这类疾病新的靶点。
16.溶酶体（酸）脂肪酶缺乏：酶替代疗法
溶酶体（酸）脂肪酶（LAL）缺乏是一种渐进性多系统疾病，是肝硬化常常被忽略的病因，患者出现严重的血脂紊乱及早发的动脉粥样硬化。Sebelipase alfa是一种重组人LAL酶，能够降低转氨酶水平，改善血脂谱、减少肝脏脂肪含量。
经过20周，治疗组31%的患者转氨酶可恢复正常，而安慰剂组仅为7%。此外，与疾病相关的其他异常也得以显著改善，包括明显下降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该药的安全性和耐受均良好。
17.IL-113：肠外营养相关胆汁淤积的重要中介经受损肠道吸收的内毒素激活肝脏巨噬细胞，促进了小鼠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PNAC）的发生。
此外，肠道微生物群和TLR4信号从转录上抑制肝胆盐输出泵Abcb11/BSEP、输出胆红素的Abcc2/MRP2以及输出固醇的Abcg5/8。这与胆汁淤积诱导的，肠外营养来源植物固醇的积累相关。然而，调节这些基因表达改变的信号通路尚未阐明。
El Kasmi等阐述了细胞因子信号通路在PNAC发病机制的作用。他们报告了肝内IL-113信号通过直接抑制肝细胞Abcb11、Abcc2和Abcg5/8的基因表达，促进胆汁淤积和植物固醇积累的关键介质，在PNAC的发病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特异性IL-1受体拮抗剂，药物靶向IL-1信号，或为PNAC及其他胆汁淤积性肝脏损伤一个可行的治疗策略。
18.基础医学进展及临床观察
体外人工肝脏器官工程
药物研发的一个重要挑战源于动物研究获得的试验结果与人类试验之间差异。因此，可靠的体外人体器官模型具备其相应在体器官的复杂性，对深入研究人类生理学机制非常重要，且有助于对患者群体有效的药物开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Ebrahimkhani 等利用基因工程、异型细胞控制/细胞相互作用，来形成人类肝脏器官。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人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于形成和共分化人类iPSC来源的祖细胞，逐步形成复杂的，器官样的组织。
在16天的时间里，他们获得了血管化的肝脏样组织，其包括成肝细胞、胆管上皮细胞、生血内皮、星状细胞和造血祖细胞。
此外，所形成的肝脏环境能够诱导和支持胎儿造血，正如胎肝中自然发生的一样。
通过总结胚胎形态发生过程，他们能使人类iPSCs形成复杂的肝脏组织，利用自体细胞同时形成基质细胞和实质细胞。
这一新的完整方法为利用人类器官系统工程在一系列人类疾病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
19.共生菌群的保肝和抑制肝纤维化作用
细菌移位及其产物通过肠道屏障常见于肝病患者，目前有强烈的证据指向试验性肝纤维化取决于细菌移位。
Mazagova利用普通和无菌小鼠研究了微生物群在肝纤维化中的作用。他们通过注射四氯化碳诱导慢性肝损伤，而增加的肝纤维化仅见于无菌小鼠。
该研究首次报道了共生菌群在维持肝脏内环境稳定、抑制肝纤维化中的有益作用。
20.肝硬化患者的唾液微生物群
肝硬化及肝性脑病患者常出现肠道菌群的改变。这些变化在临床实践中易于评价么？
Bajaj等利用16S rRNA焦磷酸深度测序获得微生物的相对丰度，评估了肝硬化患者口腔微生物与粪便微生物群。以共生菌群、原生菌减少为代表的菌群失调，除了在粪便出现外，唾液中同样存在，且在进行性疾病和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中更重。
这可能意味着肝硬化时存在广泛的粘膜/免疫相互作用的改变。
此外，肝硬化分析菌群失调时，口腔微生物群分析较粪便而言，将是一个更容易的替代选择。
21.类固醇或己酮可可碱用于酒精性肝炎？
重症酒精性肝炎患者的短期死亡率高达30%以上。目前推荐的治疗为泼尼松龙和己酮可可碱，然而其获益是否持久并不确定。
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研究评价了泼尼松龙（40mg，qd，4周）和己酮可可碱（400mg，tid，4周）的治疗获益，结果显示泼尼松龙可将28天的死亡率降低约39%，然而其获益并不持久。
研究者还指出，因为己酮可可碱对疾病发展并无影响，不应当再用于重症酒精性肝炎的治疗。
22.载脂蛋白AV缺乏加重酒精诱导的肝损伤
几乎所有的酗酒者都将发展为脂肪肝，但仅有20%-40%发展为更严重的肝损伤。引起这一疾病进展的根本机制仍有待阐明。虽然已有越来越多数量的酒精性肝损伤的动物模型，却无一描述代谢谱与典型组织形式的复杂关系。
因为载脂蛋白（apo）AV仅在肝脏合成，Wang等假设其在调节肝脏脂代谢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阐明乙醇与apoAV相互作用，打破了肝脏脂肪稳态，导致了脂毒性肝细胞损伤。
在喂食乙醇后，apoAV缺失的小鼠迅速形成肝脏脂肪变性，随即从单纯脂肪变性进展为酒精性肝损伤、肝纤维化。这一模型详细概括了重症酒精性肝损伤的致病机制的特点和组织学特征，这些创新型研究更是揭示了apoAV在酒精性肝病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23.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逆转肝肾综合征
Boyer等描述了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与单用白蛋白治疗肝肾综合征（HRS-1）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HRS-1定义为迅速恶化的肾功能（血清肌酐【SCr】≥2.5mg/dL，实际或预计SCr在2周内翻倍），在肝硬化、腹水患者撤去利尿剂、补充白蛋白液体48小时内无改善（<SCr下降<20%,SCr≥2.5mg/dL）。
患者随机分配接受特利加压素（1mg，iv，q6h）或安慰剂治疗，两组均给予白蛋白。相比于安慰剂组（15%），特利加压素组有更高比例的患者达到HRS逆转（24%）。特利加压素组所有肾功能改善的患者都得以存活，且不需要透析，而安慰剂组的比例则为46%。
在一相关观察性研究中，肝硬化和脓毒症休克导致血液动力学和微循环的改变。
因为特利加压素改善微循环，逆转HRS-1，且作为血管加压素预防静脉曲张破裂出血，Choudhury等在78例肝硬化伴脓毒症休克患者上对比特利加压素或去甲肾上腺素单药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特利加压素作为血管加压药物，其作用不次于去甲肾上腺素，但可维持更好的血液动力学的稳定，实现早期生存获益，增加尿量，减少静脉曲张出血，降低院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发生，不良反应是非致命性的，并且可逆。
因此，推荐出现脓毒血症休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使用特利加压素。
24.对乙酰氨基酚治疗的意外事故
一项前瞻性研究评估了所谓的对乙酰氨基酚治疗的意外事故（ATM）的发生。研究将患严重对乙酰氨基酚相关性肝炎的271例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为过量对乙酰氨基酚相关的急性肝炎，一组为治疗剂量（≤6g/天）对乙酰氨基酚相关的肝炎，命名为“ATM”。
治疗的意外事故在摄入对乙酰氨基酚（剂量<6g/天）后数天出现，主要见于长期饮酒者，此外罕见于长期饥饿后。
过量对乙酰氨基酚组患者摄入的平均剂量为16g，而ATM组为3g，70%ATM患者摄入对乙酰氨基酚的剂量低于4g/天，这一剂量通常认为是安全的。ATM患者一月生存率为85%，而过量摄入组为93%。
这一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有益的建议：对于有ATM风险的患者，重复摄入和处方对乙酰氨基酚时必须小心监测。